在潘多拉上向科幻大師們致敬

(發在1月8號南都週刊上~這裡是木有刪改過滴版本...)

十四年，等待已經成了一種習慣。《泰坦尼克》華麗地淹沒在錢堆中之後，詹姆斯·卡梅隆由「世界之王」搖身一變成為「跳票之王」，一邊埋頭拍攝紀錄片，一邊時不時地施放有關一部「科幻巨製」的煙霧彈，一次次在影迷心中掀起期冀的波瀾卻又一次次理直氣壯地放了大夥兒鴿子。好在這位以嚴苛冷血和完美主義聞名的大導演並未讓苦苦追隨多年的粉絲們失望：2009年末，花了五億美元的「史上最貴」影片《阿凡達》終於姍姍來遲，甫一露面便引爆了影迷們激動到幾近語無倫次的吶喊——「電影的新紀元到來了！」

「阿凡達」一詞來源於梵語，原意為印度神話中「神之化身」；後來被引申入網路世界，用於指代用戶在虛擬環境中的形象設定。這個亦科亦幻的名詞無疑十分符合卡梅隆本人的口味：畢竟卡梅隆從童年時便對科幻小說有著近乎痴狂的熱愛，而在他還是卡車司機和外賣小子的歲月裡，《星球大戰》的橫空出世已在他心中種下了一生的夢想——拍攝屬於自己的科幻電影。

《阿凡達》的劇本初稿完成於1995年，如今我們看到的版本變化並不大：一位半身癱瘓的退役軍人傑克·薩利（Jake Sully）被派遣到一顆名為潘多拉（Pandora）的星球上，通過控制融合了自己與外星人DNA的化身「阿凡達」融入當地納美人（Na』vi）族群，試圖說服他們搬離故土，以便地球人開發地下蘊藏的珍稀礦產；隨著對外星世界的了解逐步深入，傑克開始對自己的任務產生懷疑，並在最後暴力衝突發生之時毅然倒戈，率領納美人部落擊敗地球人的入侵。簡述之下，這故事彷彿披著科幻外衣的普通動作片。然而卡梅隆這個標籤提醒著我們不可掉以輕心。正如卡梅隆自己所承認的，「我的靈感來源十分單一，基本上都是幼年讀過的科幻小說」；在他的影片裡，對科幻大師們的致敬始終如草蛇灰線埋藏其中。

綠色版《沙丘》

這本科幻史上劃時代的「史詩」性小說「沙丘」系列幾乎是所有科幻小說讀者、研究者和寫作者們的聖經。作者法蘭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在清貧中默默無聞地度過了前半生，卻於45歲那年出版了該系列的第一部《沙丘》，一舉奪得科幻界兩項最高獎：「星雲獎」與「雨果獎」。

赫伯特認為科幻小說應該致力於探索無窮的可能性，因此他在小說中分析自然與宗教的聯繫，描繪勾心鬥角的政治舞台，解釋語言系統對種族思想的影響，探求潛意識在人類言行中的映射，更創造奇妙而可信的架空生態系統。他的人物有著令人驚異的縝密邏輯思維，而主角往往是接近美式個人英雄主義的魅力型領袖。《沙丘》是最為典型的赫伯特故事：主角保羅·阿崔迪（Paul Atreides）生於貴族之家，是阿崔迪公爵的繼承人，自幼接受嚴格的全方位訓練；在異星阿拉基斯（Arrakis）上，他的父親在權力鬥爭中被殺，他與母親被放逐在荒漠之中，被當地土著弗里曼人（Freman）所接納。由於契合了弗里曼人中流傳的神話，保羅逐漸贏得了幾百萬弗里曼人的服從，成為他們政教合一的領袖，並依靠驍勇善戰的弗里曼人攫取了阿拉基斯星球中最重要的資源——香料的控制權，最終成功地為父親復仇並奪權成為皇帝。

《阿凡達》的主線與《沙丘》頗為接近，同樣描述了一個身處異星的年輕人如何在經歷重重困難與考驗之後贏取當地土著信任、融入當地族群乃至獲取領導權的故事。《沙丘》中的保羅·阿崔迪應驗著弗里曼人對救世主的傳說，他順利通過了騎乘沙漠霸主——沙蟲的考驗，獲得了弗里曼人的尊重；《阿凡達》一片的主角傑克也在進入納美人族群伊始就獲得了他們唯一的真神——伊娃女神的垂青，並在最後成功地馴服了潘多拉最兇猛的生物——巨型飛龍，成為傳說中的幻影騎士，贏取了納美人的崇拜與忠誠。愛情是不可缺少的插曲，也成為主角改變心意的關鍵因素——保羅與弗里曼美女加妮兩情相悅，傑克也與納美部落酋長的女兒納蒂莉在聖樹前締結姻緣。當然，相較於《沙丘》中設計精巧而驚心動魄的宮廷政治鬥爭，《阿凡達》中的人物衝突顯得簡潔和典型得多：正面陣營由主角傑克、秉持和平主義的生態科學家們、倒戈的女飛行員以及單純的納美人組成；反派陣營則一方面是見錢眼開的資源開發管理局官員，一方面是嗜血成性的軍隊上校，他們根本無需策劃什麼陰謀，只要擺出急不可耐的姿態就足夠了。

若將注意力轉移到環境設定上來，我們同樣會驚奇地發現兩部作品中的異星球是何其相似：儘管阿拉基斯覆蓋著漠漠黃沙而潘多拉則顯得綠意盎然，截然不同的表象下卻同樣隱藏著對侵入者的重重殺機；兩個星球都埋藏著對人類來說價值連城的礦產或香料，對它們的貪婪攫取與爭奪成為故事鋪展延伸的動力；地球人倚仗科技與暴力卻始終無力理解異星的生存邏輯，當地土著卻可以輕易融入自然環境、駕馭其他物種，並以此為優勢反抗人類的統治與掠奪。或許沙丘世界實在太過深人人心，對卡梅隆這個科幻迷，更是難免潤物細無聲了。

《基地》系列與蓋亞假說

潘多拉星球絕不僅僅是一個故事展開的舞台，而是卡梅隆的全部心力所在，他甚至為此製作了一部《潘多拉星球百科全書》。位於阿爾法半人馬星系的潘多拉，大小與地球相差無幾，茂密的類熱帶雨林中生活著夢幻般色彩斑斕的動植物，含有常溫超導體礦物的巨大山體悠然漂浮在雲層之間。納美人可以通過髮辮與動物毛髮的接合而與之融為一體，以自身思想控制其行為；徜徉在聖樹枝葉之間，納美人可以聆聽到祖先的喁喁低語；影片結尾，潘多拉所有生物組成統一戰線共同抵禦地球人的入侵……種種環境設定有超出地球生態科學的玄妙之處，難免讓人將此片歸入奇幻而非科幻行列；但對科幻迷而言，卻不難由此聯想到科幻大師艾薩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的《基地邊緣》以及其中提到的「蓋婭模式」。

作為美國科幻小說黃金時代的代表人物之一，阿西莫夫是公認的多產作家，據說他的著作幾乎涵蓋了整個圖書分類法；不過，他最為人稱道的作品始終是「基地」系列，包含「基地」三部曲以及兩部續集與兩部前傳。「基地」系列脫胎於愛德華·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講述了一個浩瀚無垠的銀河帝國的數次衰頹與重生。阿西莫夫在這個系列中虛構了一門全新的統計科學「心理史學」，認為當人口數量達致一定規模，歷史走向就可以得到精確預測。書中該理論的創始人哈里謝頓建立起兩座基地，力圖保護銀河文明、縮短蠻荒時期；故事在各方勢力的角逐之中帶著重重懸念展開，又一次次導向讀者意料之外的結局。

三十年後，阿西莫夫在「基地」三部曲的續集《基地邊緣》中構建了一個名為「蓋婭」的星球。在這顆行星上，所有生物與礦石分享同一個整體意識，他們構成一個超級智慧，一切行為都合力指向「大我」即星球本身的維繫與發展。在小說結尾，蓋婭模式成為人類最終的選擇：當所有個體心靈達到完全的融匯共通，貪婪、仇恨與陰謀將不復存在，不僅個體利益灰飛煙滅，人類整體利益也將被生態系統的整體利益取而代之。然而當原本多元自由的個體意識轉變為統一的信仰，我們是否由此失去了思想的交流與碰撞？文明進步的步伐究竟會因此加快還是減慢抑或停滯不前？《基地邊緣》中藉由蓋婭模式所探討的，實質上可視為個體主義與社群主義之間矛盾的極端體現。

阿西莫夫的蓋婭星球其實建基於早已有之的「蓋亞假說」。「蓋亞」是古希臘神話中宇宙混沌之女，亦即地球母親。「蓋亞假說」由英國大氣學家拉伍洛克（詹姆士 E.lovelock）提出，他認為，地球生命與物質環境是一個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完整進化系統；換句話說，地球本身是一個巨大的有機生命體，而我們都是她不可分割的組成部份。雖然這一理論一直未能被科學界主流所認同，卻成為環境保護運動的重要理論基礎和精神動力，也因其浪漫主義色彩而多次被科幻界所借用。

不難發現，卡梅隆的潘多拉與阿西莫夫的蓋婭有異曲同工之妙。《阿凡達》中對於潘多拉星球生物間奇妙的精神共通給出了技術解釋：「人獸合一」事實上是二者外露神經末梢的聯接；星球整體的溝通則是通過植物樹根間類似神經元的構造進行的；納美人死者的記憶可以通過聖樹的神經系統「上傳」並得以永久保存，其他納美人以髮辮聯接聖樹的垂須即可「下載」或在線調閱歷史資料。有鑒於此，將潘多拉星球視為一個結構複雜的巨型生物也並非無稽之談；伊娃即潘多拉，潘多拉即伊娃。因此納美人才會說：「伊娃是一切。」

蓋婭模式下的文明毫無疑問對自然環境有著天然的依賴，因為他們本為一體；而不曾意識到這一點的地球文明對自然始終抱著利用和榨取的態度，這也恰恰是影片主線中地球人與納美人衝突產生的根源。為了表達這一主題，蓋婭模式的確是卡梅隆在塑造潘多拉時最聰明的選擇。

技術與反技術的矛盾

以瑪麗·雪萊的《弗蘭肯斯坦》為濫觴，技術恐懼與技術崇拜始終是科幻小說的重要主題。《弗蘭肯斯坦》中科學成功地挑戰了上帝、創造了生命，然而這奇蹟卻帶來了不可控制的後果；由此以降，造物反叛造物主的故事屢見不鮮，集中體現著人們對科技瘋狂發展的疑慮。在科幻小說的黃金時代，阿西莫夫提出的「機器人三定律」便脫胎於對這個問題的思考，而阿瑟·克拉克也在其太空漫遊系列中描述了技術所帶給人類的冰冷與距離感。著名的反烏托邦小說中，奧威爾的《一九八四》固然脫胎於對制度的反思，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則集中筆墨描寫了技術高度發展的社會中所暗藏的恐怖。近年來的科幻電影作品也屢次涉及這一題材，如《K星異客》中對地球文明的反諷，《Wall E》在溫情背後流露的擔憂，《駭客帝國》中對虛擬現實技術的警惕，以及《銀翼殺手》中提及的複製技術對人性的泯滅等。

 

既然卡梅隆承認庫爾特·馮尼格特（Kurt Vonnegut）是自己最喜歡的科幻作家之一，那麼受到他黑暗氣息的影響也不足為怪。馮尼格特是「黑色幽默」的代表人物，也被視為美國現代科幻小說之父——儘管他本人十分厭惡「科幻小說家」的稱號。他的《五號屠場》被認為是美國二十世紀最優秀的小說之一，以二戰中的德勒斯登轟炸為背景，講述了一名士兵躲在地下屠宰場中穿梭時間的經歷。小說中，時間穿梭能力使主角不再為屢次目睹的死亡而悲傷，而是以一句「事情就是這樣」一笑置之；這種安排卻給讀者帶來更深刻的震撼。這部偉大的反戰小說出版於越戰期間，引起了美國青年的廣泛共鳴，甚至被認為促成了美國退出越戰。

馮尼格特的作品始終充斥著他另類的個人風格，如《冠軍早餐》中通過極其誇張瘋狂的描寫諷刺了消費文化對人類精神的侵蝕，甚至出現作者跳出來幹涉結局的橋段；《貓的搖籃》則描寫了一個虛構島國上的政治領袖與宗教領袖如何表面上勢不兩立、暗地裡相互勾結，藉以表現文明背後巨大的荒謬感。雖然《阿凡達》作為一部正劇並沒有沾染馮尼格特無所不在的調侃筆觸，但其間鄉樹倒下的悲壯鏡頭還是讓我們想起馮尼格特式對技術與文明的絕望。

卡梅隆的反技術傾向在《終結者》中已有體現，《阿凡達》更是將這一主題發揮得淋漓盡致。納美人環繞鄉樹居住，安睡在寬大的樹葉形成的天然吊床上，藉助藤蔓攀爬陡峭的山岩，騎乘各種飛禽走獸穿梭於叢林與天空中，依靠伊娃女神的力量醫治傷病……他們的生活里沒有技術二字，一切都是自然的賜予；當地球人提出為他們修路、蓋房子和提供科技支援，他們則壓根兒不感興趣。這種近乎原始的生存狀態卻令人樂不思蜀：傑克在操縱他的阿凡達融入納美人族群後迅速迷戀上這個星球的風土人情，每當返回自己的地球人軀殼便一臉悵然若有所失；他的任務之一是摸清納美人想要以什麼為代價交換他們的故土，可後來他在視訊日誌中說：「我們能給納美人什麼呢？牛仔褲？啤酒？我們什麼也給不了他們。」後來他的批判更為露骨：「地球人可以殺害他們的大地之母，現在來到潘多拉，一樣要傷害別人的星球。」地球人不理解納美人對自然的依賴，納美人不理解地球人對技術的崇拜，兩種文明的根本分歧直接導致了地球開發者孤注一擲使用暴力，而最終，以原始弓箭為武器的納美人卻戰勝了滿載彈藥的地球轟炸機群與裝甲戰士——當然，面對這樣一座金山，地球人難保不會帶著核彈再次前來拜訪。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反技術的《阿凡達》本身卻代表著最先進的電影技術，反技術的卡梅隆本人也是個技術狂：他在《泰坦尼克》後的十四年中與傳奇攝影機設計師文斯-佩斯(Vince Pace)一起協力開發虛擬影像擷取攝影系統，引燃了3D技術革命；在拍攝《阿凡達》之前，他製作了三部只在IMAX上映的影片，用於測試自己的3D系統、水下攝影技術和IMAX螢幕效果。或許卡梅隆心目中所反對的只是技術破壞性與疏離性的一面，而發誓將觀眾從電腦螢幕前重新帶回電影院的他，恰恰在致力於以技術融合美與愛。

外星文明：神靈抑或蟲豸？

在地球開發者的眼中，納美人無疑是落後的、低等的生物，連是否可以稱之為文明都很難說，更不用提與人類平起平坐了。正因如此，在決定使用暴力毀滅納美人的家園甚至殘殺老弱婦孺之時，人類可以毫無愧疚之意。這不禁讓我們想起2009年科幻電影中最大的黑馬《第九區》，其中降臨地球的外星人有著更為悲慘的命運：他們被圈進貧民窟，遭受歧視、誤解和極其野蠻的對待。如果說納美人的美麗外表容易激發人們的同情，《第九區》中的外星人則從造型、語言到生活習性都在挑戰地球人對噁心的容忍極限，被當成蟑螂對待實在情有可原。

浩瀚無涯的宇宙總在激發人們對外星文明的想像，於是地球與外星文明的關係成為一個歷久彌新的討論話題。對於科技發展水平遠高於地球的外星文明，有人害怕他們帶著惡意前來佔領或毀滅地球、殺戮或奴役人類，這種恐懼使得1938年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播出的《火星人佔領地球》一度使美國人信以為真、引發全國恐慌。亦有人將外星人當作神靈一般，並將金字塔、巨石陣、寒武紀大爆發等人類難解之謎歸功於他們，相信他們在默默關注和保護著地球，並會在某一天重新降臨。在阿瑟·克拉克的《童年的終結》中，高度發達的外星文明帶來豐厚的饋贈，人類的苦難就此消失得無影無蹤；科技發展到極限之時，人類社會的既有結構迅速瓦解，邁向超智慧的未來道路逐漸清晰。外星文明有著悲壯的善意，人類沒有毀滅，毀滅的只是我們的童年時期。

然而，我們又是否真的需要外星人的幫助？以自身思維模式強加於對方，是引發文明之間誤解與衝突的根本原因。正如奧森·斯科特·卡德在「安德」系列中所講述的，在不知情狀態下率領地球艦隊戰勝外星蟲族的安德最初以英雄身份得到人們狂熱的崇拜，隨後卻迅速成為臭名昭著的「屠異者」；而其續作《死者代言人》中所描述的「豬仔」一族，因為自身可以在死後轉化為植物形態而錯誤地對地球人作出了同樣的判斷，結果把他們所尊敬的地球科學家進行了活體解剖。

另一種截然相反的情況，是外星人面對地球人時處於弱勢地位。此時我們或許會看到《E.T》中的脈脈溫情，但更大可能是如同《阿凡達》：地球人帶著狂喜撲向外星球，埋頭攫取其中有利用價值的資源；拒絕理解當地文明，更在他們成為攔路石之時大開殺戒。事實上，只要回顧一下人類的拓荒與殖民史，一切便一目瞭然——納美人與印第安部落的相似之處，或許不僅僅是一個巧合。《阿凡達》的故事，只是人類歷史的黑暗片段在宇宙尺度上的映射與重現；不同的是，卡梅隆給了它一個童話結局。